仲裁通常是解决商业纠纷的首选途径，即便合同未作强制规定亦然。这主要源于相较于美国州法院或联邦法院的诉讼程序，仲裁在成本和解决时效方面被认为更具效率。 联邦法律通过《联邦仲裁法》（FAA）接纳了仲裁机制。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该法强制执行争议发生前的仲裁协议。本文聚焦于美国最高法院近期审理的 巴杰罗诉沃尔特斯案 案裁决，该案涉及联邦法院在仲裁程序监督中的角色定位。
1. 当事人何时、如何及在何处可寻求仲裁？
国内外客户反复咨询的问题是：何时、如何以及在何处启动并执行仲裁协议。关于"何时启动"仲裁的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应在争议初期就启动仲裁程序，以避免对方主张你通过行为（通常是在非仲裁论坛提起诉讼）放弃了仲裁条款。 "如何启动仲裁"的问题同样容易解答。当顽固的对方当事人拒绝遵守合同授权的仲裁请求时（无论该方是原告还是被告），寻求仲裁的一方可向相关法院提交强制仲裁申请。
2. 在争议初期，联邦法院在监督仲裁程序方面扮演什么角色？
当事人若欲强制仲裁，应向何处——州法院还是联邦法院——提交此类动议？
在 在Vaden诉Discover银行案中一案中，最高法院阐明，联邦法院是否对强制仲裁动议具有管辖权，取决于"透过"仲裁协议审视基础争议的事实。换言之，仅在合同中声明当事人同意依据《联邦仲裁法》进行仲裁是不够的。 这是因为《联邦仲裁法》并未赋予联邦法院审理涉及仲裁条款案件的独立管辖权基础。事实上，若如此认定将大幅扩张联邦法院的管辖权范围。
联邦法院必须审查案件的实质争议，以确定事实是否构成联邦法院管辖权的依据。此类管辖权分为两类：联邦问题管辖权与多样性管辖权。前者指当争议涉及联邦法律时，联邦法院拥有管辖权；后者指当当事人属于不同州（或国家）的公民，且争议金额超过75,000美元时，联邦法院拥有管辖权。
当存在上述任一情形时，联邦法院可受理并裁决强制仲裁动议。若法院批准该动议，各方当事人即被强制通过仲裁解决争议，仲裁员作出的裁决将构成对案件实体问题的最终裁定。
3. 在争议后期阶段，联邦法院在监督仲裁程序方面扮演什么角色？
联邦法院在仲裁后期阶段承担何种监督职能？
这正是巴杰罗诉沃尔特斯案（Badgerow v. Walters）所提出的核心问题。 巴杰罗诉沃尔特斯案。仲裁员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确认、撤销或变更仲裁裁决。假设争议初期无需强制仲裁申请，各方通过仲裁程序最终获得裁决。那么当事人何时可向联邦法院申请确认、撤销或变更该裁决？
在巴杰罗案中，申请人（原告）在仲裁中败诉，遂向州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申请人（被告）将案件移送联邦法院，并请求法院确认该裁决。 该案基础争议涉及《民权法案》第七章规定的就业歧视索赔。此类索赔在非仲裁背景下显然属于联邦法院管辖范围，且联邦法院显然有权审理并裁决强制仲裁动议。
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法院无权裁决撤销或维持仲裁裁决。
乍看之下，该裁决似乎与瓦登案存在矛盾。毕竟，如果联邦法院有权审理强制仲裁动议，那么同一法院为何无权裁定是否确认或撤销该裁决？
该裁决的关键在于《联邦仲裁法》的措辞。第4条规定了当事人何时可提出强制仲裁动议，而确认或撤销裁决的程序则由该法第9条和第10条规范。卡根大法官在多数意见书中阐明，后两条条款均未包含瓦登所援引的 法定措辞。 法院不会通过"红线修订"将第4条措辞移植到《联邦仲裁法》其他条款。她指出，国会本可复制第4条表述却未予采纳。最后，卡根强调瓦登案中体现的"穿透式"管辖权认定方式"极为罕见"。
4. 瓦登与巴杰罗共同指导联邦法院监督仲裁程序
综合来看，瓦登案和 巴杰罗案勾勒出了 联邦法院对仲裁程序的监管框架，尽管其方式或许看似违背直觉。这两起案件为当事人提供了明确指引：在仲裁背景下，何时、如何以及向何处寻求联邦法院的指导。
有关仲裁及国内与国际争议解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