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公司的业务是否足够多元化？是否将鸡蛋分散在足够多的篮子里？
很久以前，我的律师事务所曾被誉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首选”律所。我们吃、喝、睡都离不开俄罗斯和俄罗斯法律。只要是美国公司与俄罗斯公司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达成的矿业、油气、木材或渔业交易，我们律所参与其中的可能性就很大。随后发生了“9·11”事件，我们的俄罗斯业务便一落千丈。 美国企业发现与俄罗斯做生意过于复杂棘手，反之亦然。
幸运的是，就在同一时期，我们中国的电话线路开始响个不停。我记得曾告诉律师们：每花十小时争取中国业务就能获得十个相关项目，而每花十小时争取俄罗斯业务却只能获得一个项目。因此，我们理应将重心从俄罗斯转向中国——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且从未后悔。
倒也不尽然。我之所以说“倒也不尽然”，是因为俄罗斯那段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一家公司若过于专注于某个国家绝非明智之举。因此，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承接越南、泰国、巴西、墨西哥、拉丁美洲、西班牙等地的 业务，以及几乎所有国际业务 或国际争议解决案件。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月左右，我与大约十几位客户进行了交谈，他们都在寻求（更准确地说，是在恳求）中国以外的产品制造替代方案。这些公司的现状及制造历程大致如下：
1. 2018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前），我们的 国际制造业律师曾就中国日益增加的风险和成本与他们进行过沟通，他们的回应大致是：“我们知道需要实现多元化，也一定会这么做，但在那之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从中国采购产品。”
2.随后，他们在推进制造业多元化方面几乎毫无作为，紧接着新冠疫情就爆发了。疫情期间我们曾与他们交谈过几次，他们向我们保证，一旦疫情缓解，就会着手推进制造业多元化，但之后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 其中一些人告诉我们，他们认为拜登会取消对华关税，届时“中美关系将会好转”。这正是他们无所作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3.后来拜登就任总统，针对中国的关税并未取消，许多人告诉我们，他们“现在要认真”寻找中国的替代供应商了，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付诸行动。
随后，当中国（和越南）的工厂因新冠疫情再次停产，工厂成本开始上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运输成本更是飙升至天价——也就是像现在这样——他们便开始联系我们，迫切地寻求帮助。
许多年前，我们律所曾代理过一家非常成功、运营成熟且规模不小的公司，这家公司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做得无可挑剔。公司由一位（各方面都）出色的首席执行官领导，业务持续增长，员工不断增加。一切都顺风顺水。然而有一天，几乎毫无征兆地，他们告诉我，公司即将关闭。
他们告诉我，他们几乎所有的主打产品（约占销售额的85%）都来自一个国家，而由于该国面临的制裁及其他问题，他们将无法再以合理的价格从该国采购产品。我简直惊呆了。
几个月后（在午餐时），这位首席执行官非常坦率地告诉我，这家公司倒闭是他的责任。 他说，尽管当时清楚其中的风险，但他还是“为了多元化而盲目追逐利润”。他表示，公司曾有过许多机会来拓宽采购渠道，但这样做意味着公司需要投入相对较大的前期资金，并且还要为产品支付略高的价格。他将这次经历描述为一堂宝贵的教训。
几年前，《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大豆种植户努力摆脱中国对他们的控制》的文章，文中指出美国大豆种植户已过度依赖中国：
美国大豆种植户历经数十年努力，终于将中国打造成其最大的海外客户。如今，他们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必须摆脱对这一市场的依赖。
随着贸易紧张局势严重冲击出口，美国大豆种植户、行业团体和政府官员正寻求在中国以外的国际市场（包括欧洲和东南亚）站稳脚跟。
“虽然我们乐见市场份额的增长，但究竟是中国依赖了我们，还是我们依赖了中国？”农业部长桑尼·珀杜上周在一场行业活动中说道。“这并非一种健康的经济平衡。”
今天早上，我正和女婿聊起（这也正是促使我写下这篇博文的原因），人们至今仍因未及时接种疫苗而死于新冠肺炎。他起初难以置信，但随后我提到，尽管人们深知看医生或看牙医的重要性，却往往因为这些事情既费时又令人不快而一再拖延，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在供应商和客户方面实现多元化，其考量逻辑与此类似。
贵公司是否在产品或销售方面“过于”依赖中国？是否过于依赖某一家公司或某个国家？对此贵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