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卫·亚历山大*
2016年3月1日凌晨3点，我抵达胡志明市。预先安排的司机已在机场等候，这让我倍感欣慰。我原以为从上海飞来只需短短四小时，和许多人一样，我以为东南亚任何地方都离中国不过咫尺之遥。 稍作休整后，我们便立即投入工作。我和老搭档保罗·斯特帕内克必须在上午九点前完成当日首家工厂的考察。目睹清晨数万辆摩托车涌动的景象令人着迷——其中三分之一载着孩童——车流如鱼群变换方向般在车道间穿梭交织。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仅剩八个月，特朗普的言论机器已全速运转。近两年来，我们与客户反复探讨如何着手制定中国采购替代方案——以防万一。我们深知，即便在成熟完善的制造基地，每个产品/项目都需要漫长周期才能臻于完善。越南市场则需要更长时间，而时间正是关键所在。
我观察到当前在中国开展制造业务的企业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思维模式：
现状维持型：这类企业仅处于考虑撤离中国的阶段。当前业务仍按部就班，尚未制定实质性战略或行动方案。这些客户距离取得实质性进展尚有漫长过程，撤离中国可能耗时2-3年，具体取决于其产品组合的广度与复杂程度。
在转型中：这些企业自2020年初以来便致力于摆脱将所有制造业务都押注于中国的局面。其中多数企业还需要9至18个月才能实现多元化布局或完全撤出中国市场。
落地企业：这些公司自2019年中期起开始寻求替代供应基地，已将部分或全部制造业务转移至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多个国家），或将其制造业务回迁至本国。这些客户掌握自身发展主动权，并积极推进新产品开发。
就连中国供应商也在采取行动。
2018年中期，特朗普总统对500亿美元商品实施的首轮关税引发众多中国供应商响应，纷纷将生产转移出中国。 众多企业斥资数百万美元在中国境外自建工厂，以规避关税。自行车行业便是典型案例——因铝制部件问题，20%-80%的临时反倾销关税不仅针对美国出口，也波及欧洲市场。至2018年底，大批量自行车生产已迅速转移出中国。
根据我的经验，那些更注重产品品牌而非产品制造的企业，往往未能充分理解中国供应商将生产转移出境所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这类转移几乎总是需要数月时间进行物料规划、价格谈判和交货期协调。若要将现有模具和设备迁移至国外，所需时间还会进一步延长。
独自前行。
假设你决定将相当一部分生产从现有的中国制造商处转移。贵公司是否完整记录了多年来在中国进行的资本采购（模具、设备等）？是否对现有供应商存在特定产量摊销计划的财务义务？ 你将如何说服现有供应商无缝协助转移这些资产？是否有驻地员工能管理并监督此类项目？是否存在明确资产归属权的合同？是否为这些类别的所有新投资预留了预算？
时机
每次首次制造产品时，应妥善规划并安排以下事项的时间：
工厂识别、验证与认证现场工厂审核，图纸——转换为当地语言，审查设计缺口，材料问答价格谈判取样与首件检验试产生产
在可预见的未来，非中国公民甚至无法前往亚洲，即便前往也需接受隔离，具体取决于所访国家。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新冠疫情的冲击正与美中关系的历史性低谷、以及欧盟与中国之间的重大紧张局势相互叠加。仅靠Zoom会议和互联网远远不够，前路依然漫长。
接下来
选择新的供应商。
* 本文是戴维·亚历山大系列文章的首篇。我邀请戴维撰写这些文章，是因为我们律所与戴维的公司曾在多个国际项目中合作，我认为他能为当前国际供应链的现状提供独到而实用的见解。 自2005年起，戴维及其公司Baysource Global始终引领亚洲地区的合同制造与供应链项目，为国际知名品牌提供战略采购、供应商管理、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以及整体亚洲供应链战略等领域的专业服务。
